斯特拉斯堡的乌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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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段落

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,米切尔·普利斯科特向海因斯复述了罗杰的葬礼。那时候他们坐在“金丝雀喷泉”餐厅最靠近花园的桌子旁,两个探员远远地坐在吧台那边,就是专案组调查期间负责看守海因斯的那两个,海因斯称呼他们“蛤蟆”和“睡鼠”,因为他至今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。普利斯科特没有看菜单,告诉领班他要“当日特餐,不管它是什么”,并谢绝了酒和甜点的提议,因此海因斯猜想这顿午餐是他自己付账的。花园比一张餐巾大不了多少,精心修剪过的无花果树投下阴影,喷泉正好接住了阳光,颤动的光线触发了隐藏在眼球深处的疼痛,海因斯移开目光。

“那是个星期五,”普利斯科特说,没说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,也没提地点,“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,侦察机还没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,想想看,康纳,它还带着两个副油箱。至少现在苏联人是不能从一堆破烂里琢磨出什么来的,这一切我们当然都没有告诉坎普尔太太。遗孀坚持选了一个超出中情局财政预算的棺木——胡桃木和雕花铆钉,谁会想到有雕花铆钉这种玩意呢——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拨款吗,康纳?在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,为你们这样的好伙计买一个体面的木盒子?”

“不,”他回答,拿起玻璃杯,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,切得那么薄,看上去是半透明的,“蛤蟆”和“睡鼠”盯着他的一举一动,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以前是不错的朋友,不是吗?你和罗杰。”

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,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。

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,他像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,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。“还有罗杰的小男孩,查理,是吗?可怜的小东西,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,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,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。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,康纳?”

“不是。”

普利斯科特点点头,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,把这个信息放进去,上锁:“有孩子吗,康纳?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?”

“不像你那么幸运,先生。”

炖肉送上来了,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,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《罗宾逊太太》 ,撕下一块面包。海因斯向“蛤蟆”和“睡鼠”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,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,没有食物。“鞭子”丢弃了葬礼的话题,转而谈论波恩。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,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,垂涎面包屑,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。

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。

“当然是,”普利斯科特皱起眉,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,“我在做我的工作,决定你要去哪里,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。”

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这些“不是敌人”的人软禁了七个月,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,他移开目光,看向花园,等侍应走开。“鞭子”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,津津有味地咀嚼着。

“我这份工作,”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,“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,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,我跟她说,‘莉莉安,亲爱的,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,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。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,我给你分类好了。第一种,’”他竖起食指,“‘狂热者,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,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,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;第二种,忧郁的爱国者;第三种是投机客,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;第四种,理想主义者,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,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,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,敏感得像猫咪。’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,她说,‘米切尔,你怎么不去写诗呢?’”

他停下来,等海因斯问问题,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。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。

“‘椋鸟’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?”

“椋鸟”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。“不。”海因斯回答。

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:“一位本杰明·里克特先生,你们见过,不是吗?”

“在伯尔尼,就一次。”

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,放到盘子旁边,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,但“鞭子”扬手让他走开。

“在我下决定之前——”

“无意冒犯,先生,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,”海因斯站起来,“蛤蟆”和“睡鼠”跟着跳起,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,“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,可以去看审讯记录,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。”

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“暴躁、粗鲁而且不合作”,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,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,此刻终于有了着落。“看见球滚到哪里去了”,用罗杰的话来说就是这样。大概是出于礼貌,“蛤蟆”和“睡鼠”始终和他保持着很远的距离,出于同样的礼貌,海因斯假装没有留意到他们。

——

就流放地点而言,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。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“办事处”暮气沉沉,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长久的暂存状态里,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,被释放出来,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。

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,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,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“夜间娱乐”。海因斯捂住话筒,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,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。“最好跟着他们去,盯紧一些,”秘书的目光甚至没有离开报纸,“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,就半夜跑到警察局去的。”

是塔米娅先接近海因斯的,一只苍白的麻雀,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。“和他们是一伙的吗?”她问,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。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,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,像只患病的眼睛。

“是的,”他想了想,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

“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,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?”

“答案是一样的。”

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,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,海因斯同意了。三个小时后,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,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,为什么到这里来。狗等在门边,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。我们叫她阿尼卡,我把她烧了,因为挖不开冻土。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,非但没有帮他入睡,反而带起许多沉渣。深夜的日内瓦机场,候机室大门紧锁,乌灯黑火。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,原本漆黑一片,午夜过后云层散去,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。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,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,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,免得冻僵。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,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,他们都笑了起来,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,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。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,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,来打个赌,大个子,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,还是图-114?

那是架安-24,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,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。

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。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,康纳·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,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,一头被漂白的黑羊。他闭上眼睛,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,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。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,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,淋得透湿,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。

他终于睡着了,狗守在沙发旁边,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褐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。

两天之后,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,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。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,海因斯并不反对,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,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“登山工具”:伪造的护照,非法枪支。

“还有一艘船,”他告诉莱昂,推开窗户,示意他爬出去,“注册在塞浦路斯,船主是希腊人,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,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。它会先停靠在佩特雷港,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。把钥匙带上,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。”

莱昂抱紧了水管,枪柄顶着他的腰侧:“你呢?”

有人在砰砰地踢门。“我会追上来的。”海因斯说,关上了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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